范曾画作题材选自苏轼的著名文赋——《后赤壁赋》，一九九八年创作，设色纸本，尺幅：177.6×95.3公分[1]。创作“以文为旨、以画主趣”，构思取意苏轼《后赤壁赋》梦仙的幻境——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2]（P510-511）”。

画作认幻作真，与文赋不失迹异而趣同的因应关系——

认幻作真的画作中，用擅长的勾勒写象，中锋运笔；造线疏放，瘦而不枯；赋物写形，遗貌取神；不求意工，但求意足。画中造境：蟠木聱枒，落叶缤纷，坂石叠错，水流有声；与文赋中：“……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互为对应。人物艺构：“道士”羽裳轻拂，拄杖而立，顾而不答，不卑不亢，仙风泯俗，大有超世之风！“苏轼”依侧后，欲接之失俨，欲拒之不温，眉扬而頞蹙，展臂作惊悟状；似乎在自咏：呜呼噫嘻，我知之矣；旷达坦荡，不失慕仙之气……

道士与苏轼，声貌相酬，灵动顾盼，情态跃然的视觉感，尤显出艺术构成技巧和艺语要素组织的精到传神，其构造美与韵律美迷漫着“内足而外不张”的中和状态；多光芒而少锋芒，使欣赏者获得“品清而朗、气隤而静”的情感体验。流淌的清疏、清纯、清淡、清旷的气韵神采有“清风徐来”的润人，并构成个性化的风格倾向——秀韵清姿。在“艺从心写”的情志发挥下，造就出“文心与画心”共远的画境意蕴与文赋旨要相谐的审美质量。——若读苏轼其文，似挟清风抱明月！若品范曾其画，如涤尘襟洗尨心！文朗画静、貌异心同。足以见创造者知书达理的智识才气所释放的感染力！

画作解读清风明月，体现识高意远的美学艺思——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曾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宋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太守时，被诬讪谤朝廷，遭逮捕下御史台狱。陷入宦途颓境，有自作诗云：“平生文字多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3]（P130）。后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自此，命途多舛，鸟瞰世态，寄情山水，放荡形骇。《前、后赤壁赋》就是在个人“命运日淴”的境况下，于宋元丰四年（1081）写成。——全赋触景写情，字字若画！一方面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借以抒怀铭志；另方面则“悲人生之渺茫”，产生“慕羽化而登仙”的超世向往。“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施展无望， “尚仙重节”就成为“穷则独善其身”的最佳选择，也是那个时代文人士子“光匿而色正”的守道精神，更是文赋的思想性所在……

苏轼在文赋中频颂“清风明月”，并非尤风殢月，清风——不仅是流动的空气所产生的清凉之感；明月——不仅是有颜色形状的一个亮球。“清风”的品清之气，“明月”的高洁（节）之色，既是苏轼抒怀铭志的寄寓，又是人生向往的投射与自况，更是范曾先生的创作心境。范曾先生体现的“识高”，就是解读了“清风明月”的深刻哲理，把“品节清高”作为人物艺构的神采基因和艺语的笔墨诉求来把握，使图式苏轼的形象生发旨趣多辉的情态。画作构思创辟：抛弃老套的“苏子与客泛舟于赤壁之下”的常格，选择紧扣梦仙的幻境来发挥，以“认幻作真”的形式将文赋中含蓄、朦胧的形上之意解密，即通过直觉感知来认识“尚仙重节”的思想意识……

这种借助形而下的物象（画作），传感形而上的心象（思想），是运用“艺术哲学”的原理，“迹境互化”的对策来实现的。迹境互化——是现象世界不能直接笔传的自然外象（如霜露），本体心象（画作本体承载的思想）经惨淡经营，采取最传神、最贴切的暗示性艺构艺语，令创造的文本（画作本体）迹象，承载着指向性、可供品析意会或潜思默悟的“情趣”。这一涉笔成趣的“观感价值”的实现：不仅有技巧的发挥，更有思想的启动，是主事实的艺术性（艺趣的迹）和重鉴赏的思想性（理趣的境），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使迹不妄造，境随迹显。为欣赏接受者提供一个“意远”的、适宜互动的体验空间，欣赏者不是无所用心，而是有事可做：可作文学故事来品，也可作诗词文赋来读；可随人立义品析思想理趣，也可参予画作的再创造；任凭想象自由发挥，使之思飘画境之外，让心目中幻出那些未落迹象的物态与景象，生发“意象”万千的遐想……

迹境互化的对策，将文赋旨要艺术地置换成有“观感价值”和“情感价值”的画作，范曾先生的成功：是把接受屏幕效应，提升到“艺趣”与“理趣”并茂的高度；更是将中国文人画所强调的“写心赋物”、 “以术载道”等抽象理念，用画作的显性图式，赋予具体的、综合的阐释。而欣赏接受者被画作所感染，又触发思想的感应，就不难体验到画作的心境：有蔼如清风之荡神！有昱若明月之旷怀！

画作重提尚仙重节，张展洁身固德的文化辉光——

苏轼将梦仙作为全赋的重心来安排，折射出慕仙不慕妖的“尚仙”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既有社会因素的作用，也有主观信念的造因。依靠中国文化滋养的神怪文学，把“仙”规定为：居上界有地位，处人间能管事；勿隐勿现，时幻时真，多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现；不仅有法术，更有无穷的法力，专司替天行道，指迷拨正，敢于征服一切人妖邪恶；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能拒绝人世各种丑恶腐蚀；有高尚的德性风范，并集智慧和功德于一身，“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最杰出、最圣洁的典范。尽管仙人稀缺幻渺，人们却对此有挥之不去的敬仰与企求；慕仙、学仙、访仙延伸为修身养性的最高追求和境界……

“仙”是圣洁的范型，苏轼的“尚仙”是旨在把自己放在“与仙同类”的位置，不与世浊同污，为人生设定“品节清高”的重节目标。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既是通晓“玄学”而受到默化，也是“独善其身”的自律性格所决定。故而对“尚仙”的意识动因，就不能用左倾激进文化观去审视，甚至偏执地以没落思想、颓废精神、各种“主义”的、适合当代干部戴的帽子，往古人头上安。相反，中国道德文化中提倡“正其心而律其身”，是真理性的传统经验。苏轼既是道德文化的倡导者，更是道德文化的实践者。尚慕仙超世，不与浊同污；颂清风明月，重品节清高。前者的“尚仙”是正其心；后者的“重节”是律其身。“正其心而律其身”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到精神理想的追求，再形成自律性格——主观世界不受客观支配的自觉信念。这种集意识、精神、理想、信念于一体的“正心自律”，又直接支配人生观指向“洁身固德”的修身自洁，则“自洁”是正其心、律其身的终极。在苏轼的主体意识里，如果不确立“正心自律”的信念和“修身自洁”的本能，是不能“独善其身”的，若“善其身”的“保善”都做不到，又何能“保先”（先天下之忧）去“济天下”呢……

苏轼带有道德文化观的实践方式，是一种另类的典型。“尚仙”是虚拟的、超现实的、法圣洁以正“不与浊同污”之心，是主体意识的理想化；“重节”是指实的，以清风明月般的“品节清高”来律其身，是人生观、道德观的具体化。这种“法圣洁意全品节”的虚拟又指实的“尚仙重节、洁身固德”，与“守道自恬、寡欲蕴德”是殊途同归的文化现象。这个“现象”多以精神自强、人格自立，品节自固与腐朽世态、腐败事物划清“不与浊同污”的界线。因此，“不与浊同污”之心和“品节清高”之身，有着彰显道德行为“自觉完善”的意义和价值。当代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日渐衰微，精神及道德的贫血症，正在危及政治生态的健康；有感于现代社会，改革呈现经济单轮驱动，高科技而低素质，正在弱化社会肌体的活力；“洁身固德”的道德文化传统就显得更有张展的必要！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说：“文化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如果你失去一种文化，你虽然不会失去现代化，但你失去的却是一整套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诠释[4]……”

范曾先生重拾、重提、久违了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品位的“人和事”，通过对文境的解读，置换成画境的迹象，用形象化的、旨趣多辉的艺术语言，来张展“洁身固德”的文化传统现象，召唤这一文化的回归，让文化这个“社会稳定的根本”，在现实、在当代重新发出真理的辉光！

参考文献：

[1] 范曾中国画《后赤壁赋》.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2期封三。

[2] 参见《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参见《宋诗三百首》.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年版。

[4] 参见《自然》杂志.英国：2003年6期。

           （原文刊载于《南通今古》2005年第1期）

        二00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燕川半村画屋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