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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抱歉的是这篇文章一开始我是摘录的，后来读着读着就有了把全文抄下来传到网上给更多文友看的念想。所以前一部分是部分，后面的就是作者的全文了。希望于你们的创作有所收获！——网站编者mzx）
家园意识：
——新时期散文转型散论
反思
新时期散文走的是五六十年代的老路子，这是由公认的名家名篇所构成的模式，并经理论的抽象几乎形成了定律，比如：散文忌散很精辟。但另一方面，散文贵散。说得确切些，就是“形散而神不散”“情文并茂，充满诗意，是时代对散文提出的要求。我们时代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劳动人民改造社会征服自然的壮举，层出不穷的激动人心的新人新事，都要求从散文——文艺的突击队和轻骑兵中得到完美的反映，以鼓舞和推动劳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散文的诗意》）：“我在写每篇散文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的散文所选择的题材几首都是平凡的事物：一花一果，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鸟一虫……。然而经过作者精心的加工、提炼，尤其是通过作者巧妙的比拟和联想，这些原来不甚惹眼的事物，都会顿然闪射出熠熠耀眼的光彩，显示出深刻的道理来”（《杨朔的散文艺术》），以上引文均出自《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文学发展到八九十年代，其环境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把这种散文传统置于八十年代的文化背景中，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一，过分强调散文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对时代主旋律的反映，必然淹没了对散文家个性的张扬。而且，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振兴几首让散文插不上手，在迅速反映生活、传达时代的声音方面，散文显然不及报告文学，过分强调这一点确实在扬短避长。二“形散神不散”几乎成了一个人人不疑的套话，其实，这句话无限夸大了主题的重要、思想的重要，严重束缚了散文题材的领域，这一点与强调托物言志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散文注重形式、讲究精巧构思的技术倾向，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作者放弃了对事物本身的追问和再现，轻率而武断地把或有关或无关的流行思想硬塞进对象中去，本未倒置，投机取巧。三，技术主义还和强调散文的“诗意”、“意境”一起，限制了散文的风格领域，导致了无病呻吟、大惊小怪的虚假和矫情……
阅读
审美的时尚对散文有不可轻视的影响，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散文某些本质的理解。散文可能是最贴近日常生活的一种文体了。大众的趣味最直接最明显地反映在对散文的选择上。后代的文学史家必将注意到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中国读者如何掀起一场热衷于散文的阅读高峰，而这一高峰所表露出的趣味又是如何牵引了散文的创作的。
散文的阅读高峰有两个大的潮头：首先是港台散文的流行。港台散文究竟是如何在大陆流行开来的，现在追述起来已很困难了，也许与港台小说的流行分不开。大陆开放之后，，外面的世界与大陆本土的世界形成了许多对比，这些对比有感性直观上的，也有观念上的。现在想来，只从通俗文学的角度，从人的攻击和性本能的角度去解释港台武侠、言情小说的流行显然太肤浅和单薄了。港台小说带给人们是的发达社会的生活方式，城市意识和种种价值观念，而这正是一个封闭的以农业文化为主体的民族走向现代化而要进行文化转型时所迫切需要感受的东西。相较而言，港台小说由于其虚构的文体特征使它所负载的上述信息变得隐晦、曲折，，而又由于其商业化的写作机制的作用，使其对发达社会的某些现象进行了变形、夸张，从而在文化传播上就显得部分的失真了。这时，港台散文以补充的身份跻身进来。
港台散文最令大陆消费者看重的便是他们对个体心理、情感世界的察幽洞微的分析和揭示，对日常平淡生活的真切体验，它唤起了大陆读者对自己周围生活的陌生化的审视，日常的、纤细的、类似词境的心灵律动作为一种感知生活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大陆读者以及一大批青年散文作家，尤其是女性散文作家（如叶梦、斯妤、张立勤、筱敏……）同时港台散文由于其语言环境受到外来语的冲击，渗透，使其在母语的使用上显现出一种偏离母语惯用方式的特殊的效果，这也给大陆读者以全新的感受。
散文阅读高峰的第二个潮头可称之为“古典重读”和“现代名著重读”。这一工作从出版上讲真实在八十年代中期便开始了，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从那时起就系统地重编了现当代散文选集，现在已蔚为大观了，但是在那时并没有引起从少人的注意，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未，这类作品开始走俏，而又尤以丰子恺、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更显翘楚，这一路散文的路数是属于文人的，艺术的和闲适的，平淡、幽默、自然、清雅、富有生活情趣和书卷气。这路散文受到读者钟爱的原因很多，首先，他们虽然是过去的，但对当代读者来说，又是陌生的，由于许多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历史、政治原因。它们一直沉埋在过去的尘封里，其次他们的风格与五六十年代的模式有明显的差别，有文化的意味，而少外在的做作和激情，所以同样是作为重读而推出的何其芳、徐志摩等却因其情感浓烈、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参并仿佛而少得读者的青昧。再次，也许是更直接的便是从他们的文章中显出的传统人格一定程度成为现代人不可追寻的范本。它便成为现代读者通过阅读和想像而虚拟的精神空间。由于这些并以此为中介，散文阅读几首戏剧性地重演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小品文运动和当代小说史上的寻根运动，散文不再被称为散文，而成为“小品”，对小品的热衷一直上达对魏晋短章
明清性灵的重读｛即古典重读｝，阿英编的《晚明廿家小品》被许多出版社一版再版，历代笔记大观、小品文大观都一时成为畅销书。现实社会的竞争、逐利与阅读界的闲适、清雅成为当代文化黑白分明的奇特景观。
家园(I)
我们必须明白，读与写本质上是一回事，至少说，读对于写提出了要求，读为写选择了范本。九十年代散文创作的转型从审美上讲在否定了五六十年代的模式之后所认同的便是上述两大风格。这样，女性散文在大陆遇到非常的的礼遇也就变得可以解释了。中国的女性散文开始于本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已渐成气候，但人们感觉上总认为真正的崛起是在九十年代左右，它为人们所看重的真正的内蕴便是对自身生活、性别的体验。相较于五六十年代，女性散文发生了由社会到个性、由客观到主观、由情感理性到感觉体验这样的从外到内的巨大转变，无论是对童年的回忆，对知青生活的追寻，还是对职业生涯的省察，抑或是对作为女人的生命的自诉，对爱情，对母爱的描述，都透露出一种对个体生命的看重和眷恋。萌娘这样认为：“散文之所以在文学史上一热再热，就因为人时时想起自己”（《散文茶座》，《散文选刊》1993年第11期）
叙述到这里，我们正式提出新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散文转型最深刻的文化范畴，即“家”、“家庭”“家园”……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概念。让大陆散文读者第一次从当代创作中感觉到这种氛围的便是女性散文家们那绵绵无尽的絮语，可以说，在她们那里，大社会已远远作为一种背景，一种相当模糊的背景。对一已生活的反复叙述被置于前景，占据了写作的几乎全部的时空。
便不久之后，女性散文的华光开始减弱。毫无疑问，女性散文的境界显得过于狭小，虽然他们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便仍不免过分的情绪化。而一已生活的反复的纤毫毕现的体验使得作品变得琐碎。又由于固定于女性的自恋视角，作品的境界难免重复。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突破。从对举的角度而言，女性散文相当于散文阅读的港台散文流行阶段，而给人的感觉也大抵相仿佛。发展到今天，女性散文中清醒的作家已开始入室操戈，反出家门，重塑现象了，如苏叶、王英琦、斯妤、蒋子丹等。
如果扣住家这一系列文化范畴去检讨，女性散文的家是一种缺乏宽容的、不完整的、排他性的。它只注重家庭中的个人体验而未能从气氛上给予复现。即缺乏感性的描绘（她们只注意对女性个体内心体验的强调，又缺乏形而上的对家园意识的沉思。说白了，她们虽然开始返回家园，但只做到了登堂而远未入室。她们是新时期散文转型中家园意识的第一层次。
家园(II)
第二层次相对于阅读而言便是对经典，对现代闲适小品的关注，而从创作上讲，则是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人的创作。只有到了他们手上，散文才真正回到了家，回到了日常。这种情形固然是由于他们本身对五六十年代的模式的摒弃，同时，也开始显出更深的意味，这种文化上的意味便是在新的急剧变动的大环境大气候中作为文人、知识分子角色心态的转换和转换之后对世界的看法。新时期文学之初是大家都激动而忘我的年头，潮流交迭，旗号翻新，这种情形换句话说，也就是大家都在外面跑，谁也顾不上回家歇一歇，甚至记不得回家，记不得自己还有家。然而，随着经济生活的巨大调整，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文学终于失去了轰动效应，围绕着文学的广大民众渐次离去，作家犹如演员遇到了下面尴尬的局面；他突然发现场上冷冷清清，惟独作家自己披红挂绿，拿腔捏嗓。在一开始，作家确实沮丧，孤独无聊，便最后，终于不得不回家去。有学者称这种情形为作家广场效应的丧失，广场效应的丧失自然而然地以家庭效应为继发，这时家出现了，家以一个宁静的温馨的可以安身养神的对象出现了，为什么好多小说家，文人、学者写起了散文，为什么九十年代散文与前期有着重大的差别，为什么当代散文家走过了林语堂、周作人，一样从轰轰烈烈、激扬文学到居家读书，对月清赏的大致相同的道路？其文化深味便在此。这时散文凸现出居家平和的“诗”的品格，凸现出文人复归于平常人的另一性格侧面，散文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去处、选择、气氛和心情，它成为文人知识分子的“家”。成为当代文人通过写作行为和语言建造的退避之所。当文人重返家园时，他虽有失落，但也有轻松，平常的久违的生活会让他涌起感动，俗务不再俗不可耐，日常生活并不都与诗性敌对，有时恰恰正是诗性而且是真诗和纯诗的所在，到这种地步，当代文人已与古时的隐逸文化接通了血脉，“出”是诗（仰天大笑出门去），“处”也是诗（此地安家日月长）。于是，他们的作品才这么淡，这么白，这么俗，谈故乡的事物（汪曾祺），谈自己日常的起居饮食（孙犁），谈开门七件事，油米酱醋茶（忆明珠）或者谈几本闲书，谈艺道，总之，一片闲适。对此，散文家们有许多自白可作佐证，它们涉及到的不止是对某一散文风格流派的理解，而且触及对作为一种文体、一种表达方式的散文的根本功能的理解：
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静，需要安慰，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散文可以提供有文化的休息。
——汪曾祺《散文的辉煌前景》
小说、戏剧、诗歌的写作便是写作者对自己生命的艺术化装扮……但是，人毕竟还是卸除装扮的需要，愿意它离开游戏现场，静静地看一看，想一想，与自己和旁人闲谈几句，这便是散文的诞生。
——余秋雨《散文茶座》
其它诸如散文是中年的文体（人到中年万事休），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等等也都表明着同样的理解。从这一层面我们可以看出，家的概念更具体更完整了，但同时也略显形而上，与其说它是一种相对的写作母题，倒不如说是一种伦理概念和哲学概念。也正因为如此，它虽是文人笔下的形象，却总是大受现代人的欢迎。家园概念从世界范围里看，是德国浪漫派首先将其升华的，而当时正是现代工业勃兴、文化大转型之时，对传统生活的观念模式的冲击必然使现代人有丧家之感，追寻和重返家园也就同样成为必然了。散文因其自由、真实和私人性便成为这一思潮的最佳载体（参见笔者《散文絮论》《文艺评论》1992年第3期）。
家园(III)
以汪曾祺、孙犁等为典范的这一对传统闲适复归的阶段风格，虽然较为完美地呈现了家园的作为日常诗性所在的审美特性，但它在更深更形而上的层面上塑造家园的精神品格，更本质地再现文人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上却又显得无能为力了。也就是说，家园不仅是一个已知的存在，更是一个未知的需要塑造的产物。家园的中心可能不仅仅是围绕生活场所弥漫出来的气氛和心情，更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理念和精神。所以，目前散文创作的深化可以说是对家园意识的带有根本性的形而上的追寻，感性的家园已无足轻重，它似乎已不能承受生命之重，漂泊的灵魂需要寻找新的居所，毫无疑问，它亦将导致审美和文风上的变化。一批新的散文家这样表达他们对散文的看法。我们不妨可以将其与前一风格的散文观进行比较。
（散文）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未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史铁生《自言自语》
散文是……用文字组成的生命的光芒，以文字表达生命为创造而运动而灭亡的现实。
它给精神、给人性深处的渴望，给历史和人类，提供一些久远的，感人的深刻而美好的质地。只有这些延续，才能代表人类的存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人，是靠这样的质地和源来评判的。
——刘烨园《散文茶座》
没有议论便没有意义，……不崇敬梁实秋、林语堂的散文，不喜欢三毛、席慕容的散文……散文是思想的美丽容器。
对文学来说，不仅仅是“环境污染”，严重问题是——家园丧失。……我们须重建精神家园。
——周涛《散文和散文理论》
他们已然旗帜鲜明地对前面所述风格提出了抗议。
从审美上讲，汪曾祺他们是平和而温暖的，但渴望精神归宿的周涛、张承志、史铁生们却充满了激荡和痛苦，汪曾祺他们绝对是属于美的范畴，而后者却有时免不了审丑，前面提到女散文家斯妤早期也是一个略带港台风味眷眷于自我天地的歌手，到九十年代初却一反常态将自己苦心经营的七宝楼台砸得粉碎，以梦魇般狰狞的面目出现了，涌到她纸上笔端的是几乎无美可言的破败的乡村，丑陋的老妇人等一切世俗生活中的委琐、荒唐、肮脏、堕落以及自我心灵中的种种丑恶。斯妤的散文写到这时已毫无女性可言，她超越了自己性别限制，站在一个现代人的位置上去感受和表达那种异化的非人状态。和斯妤一样，对这批躁动不安的寻魂来讲，现实的哪怕是优裕自如的生活都是无法忍受的，比如，王英琦宁愿把自己还原到一个乡村妇女，身居茅棚，每日里荷锄烧饭，恶作剧地看着皴裂臃肿的身躯。再如，人们这样叙述张承志的生活方式：“他一年大约最多只在家里呆三分之一的时间。闷了，憋不住了，就像一头被关在笼里焦躁不宁的困兽。妻子、母亲都已习惯于他的突然暴怒和突然出走。他急急地离开都市，就急急地钻进穷山僻壤。”（朱伟《张承志记》钟山1993年第五期）生活方式常常是思维方式，情感状态和审美趣味的感性显现。那么，对他们来说，超越有限的精神家园到底在哪里呢？
自然。正如张承志的生活趣味已表明的那样，自然在他们那里是野蛮的、粗砺的，令常人无法忍受的，仿佛只有这样的自然，才可以刺疼他们被现代文学打磨得麻木的心，仿佛只有这种非人工的自然才能显示出物之初的灵性与启喻。读过《离别西海固》《忆汉家寨》（张承志）《哈拉少尔随笔》《蠕动的屋脊》《吉木尔纪事》（周涛），《落日中的亚洲高地之鼓》（燎）……是无法将它们与传统的游记视为一体的，它们与普通的模山范不无缘，自然在这批散文家的作品中并不是宋无文人笔下的山水，所谓可游可居，而是充满了敬畏与礼赞，自然如同海德格尔的“大地”，是诗本原，是精神皈依，只有面对它们才能聆听到生命的洪钟巨响：“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真纯的意义？”（张承志《离别西海固》）自然主是以这种引路人启悟者的形象出现的，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大自然永远是人类至高无上的行为的真正的典范，永远是滋养人类精神真正的教堂”（韩春旭《寻找家园》）
历史。我们在这里要着重谈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余秋雨前文已提及，看来，他是一个具有双重散文人格的作家，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染深厚同时又作为一个身居都市的现代人，提倡一种悠闲的散文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幸的是他又是一个受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他的良知使他对人类的命运尤其是人类的精神命运不可有须臾的懈怠，其《文化苦旅》之苦大概有这样的含义吧？在这两部著作中余秋雨的涉笔对象大都是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积淀丰富的人文景观，然而余秋雨的现代意识不可能让他对其多加称誉，他在感性上肯定它们，而在理性上又不得不作出严肃的发问和审视。于是帝王将相退出了舞台，才子佳人收起了风流，经籍典章模糊了字迹，山川风物失却了绮丽，而一种沧桑的历史感被慢慢烘托了出来。汉儒说过，天不变则道亦不变，若依其大者言之，古今一也；而依其小者，天下何曾有一日相似？苦旅便是如此的智者之旅，收古今于笔下，扰天地于纸上。作为一个本为追寻人的生存意义，尤其是文化的终极意义的现代人来讲，得到的岂只是明白了事理之后的超越。更有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恐惧和悲悯。
宗教。其实，张承志浪游西北的目的不仅仅是去感受那份自然的酷烈，更是为了感受宗教的伟力：“那一年，我苦苦想着一个问题：什么是我的天命。我总是渴望自己的、独特的形式。我知道冥冥之中的那个存在让步进入西海固，并不是为着叫我礼全每天的Farizo拜。一切宗教都包括对Farizo的顺从……“（《离别西海固》）。马丽华是一位诗人和人类学家，当她试图探究生命的奥义和灵魂的凭托时，她便开始了对西藏的宗教长旅，她对西藏教各派的仪式的记叙与走马观花的旅游者迥然有别。只有身负人类自赎之使命的人才会那样着迷，充满了向往的礼赞（《灵魂象风——1992年夏季西西藏，一次为灵魂而举行的盛典》）。当然，当代散文家没有谁如史铁生那样对待宗教了，张承志的宗教情绪虽然远比史铁生来得浓烈，但那是真正意义的宗教，而在史铁生，则是广义的宗教，或者说是一种原始的情绪，比如敬畏、叩问、祈祷、礼赞、向往、顿悟等等。在我们看来，这更合于现代人的精神活动。宗教在现代人这里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当非宗教的现实哲学和伦理无法告诉人们生命的涵义时，人们只有求助于宗教，所以，有趣的是一方面人们惊叹“上帝死了”，一方面又在重返宗教的世界，人们不过是以彼岸的方式来解释此岸的问题。史铁生正是如此，他把宗教职工的最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把异化了的东西再异化回来，使宗教回到了人类自身：“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我二十一岁那年》）宗教并不是最后的目的地，而是此岸的出发点，史铁生正是通过这个起点才超越了自身肉体（残疾）和心灵（自卑、自充、绝望……）的局限，大彻大悟。人生的意义在于过程，他在名篇（我与地坛）中辉煌而深刻地写道：人在现实中总是痛苦的，他必须寻找自己的家园，当人们通过对时间、历史、自然和生命的思索明白了家之所在时，他便获得了自由，变成了诗性的存在。史铁生收此心静如水，然而史铁生式的心静如水与汪曾祺他们的家居闲雅实在有着无法言说的差别。
……
对家园的寻找也许还存在更多的方式和途径，但其落脚之处无疑都关乎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精神。张承志他们这种对真正的家园的理解无疑高扬了作为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另一侧面，这一侧面不是相对于汪曾祺等人的传统士大夫的“处”的，相对于处的应是传统士大夫的出，那是功利的、形而下的，它可能也会出现不同凡响的作品，如关注现实、直陈时代民立言等等。张承志、史铁生等人的身上透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超越性品格，倔们永远地忧虑、永远地思索，这种忧虑和思索更多地与自己当下即时的处境无关，他们是超前的（抑或是滞后的？）。在这个世界上，这批人便是如此地有时甚至是不合时宜地乐中生悲，杞人忧天地为这个世界的存在而追寻和祈祷，从这种追寻和祈祷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了璀璨的智慧之光和遥远、深邃的澄明之境。它正是我们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散文。
这便是我们所叙述的九十年代散文转型的轨迹，一条次第前进而又杂然并陈的寻找家园的道路。起码从近代就已开始，我们这个民族便灾难深重，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我们常常失去家园，或有家难回，或有家不归。散文的这次转型终于使这一深刻的文化母题得到了多层次的深索，它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正因为它根植于这个民族的深刻命运和遭际，所以，我们有信心寄希望于散文的巨大收获。现在，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精神领域已飘散出阵阵黄尘，让人依稀感到沙漠化的逼近，散文家们对家园的重返和塑造更显得别具意味了。青年散文家凸凹将今日的精神世界喻为“废园”（《书生小语》、《青年文学》1993年第7期），他倡导一种废园心态，我们以他的一段道白作为这次叙述的结束，同时，又不妨把它看作是对精神家园寻建者的素描：
有废园心态，是价值失衡之后，面对失落的一种心理治疗，不是消极的悲观，而是悲壮的现世把握。
它使我们平息无用的疾愤，沉去惯性的浮躁，以沉潜的心地，坚忍的毅力，在人和世界的本质这一存在层面上，默默地探索，默默地积累。面对市井，废园也许是一种荒疏，观照内心，却是不竭的一种生命的热情，这要吃多少苦啊！但明知要背时，要吃苦，却依然去做，便悲壮。
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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